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技术追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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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根良

为了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我国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然而,从技术创新的实践来看,近年来,不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产业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陷入了“高端产业价值链低端”的陷阱。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历史的考察,发现我国技术赶超路径存在根本性缺陷,迫切需要实施战略转型。

技术追赶的“机会之窗”及其历史经验

经济史研究显示,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每50至60年经历一次技术革命。每一场技术革命的生命周期都经历了四个阶段:启动、成长、成熟和衰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追赶有一个“机会之窗”,但在技术革命的四个阶段存在质量差异。一般来说,由于技术创新的巨大利润机会和增长潜力,第一阶段甚至第二阶段为技术赶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在第三和第四阶段,由于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创新回报减少,技术追赶的“机会之窗”迅速减少甚至关闭。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追赶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早期阶段。现阶段,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发达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科技知识都在公共知识领域和实验室阶段,知识水平、经验和技能要求都很低,行业进入壁垒也很低,现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将“把所有国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新技术革命的初始阶段通过自主技术创新更快地进入新技术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有可能依靠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因为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最后30年取代了英国成为技术领先者。

从历史经验来看,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是生产技术大创新和工业生产大发展的时期。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超过了当时世界工业霸主英国。但是在19世纪中期,没有人能够预见英国的相对衰落。甚至德国的经济追赶理论家李斯特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直到去世才相信德国能够超过英国。事实上,当时美国和德国刚刚完成国家统一,英国的工业优势似乎没有受到挑战。那么,美国和德国的快速崛起和英国的相对衰落是如何发生的呢?

几乎所有的经济史教科书都指出,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技术创新机会,是美国和德国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赶超了英国等老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在美国迅速发展。到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已经从欧洲工业和模仿者的边缘跃升为工业领袖。它的实践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工业突飞猛进。它在钢铁、化学、电力和内燃机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承担了先锋角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基于最新技术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成为欧盟最大的工业强国

美国和德国的经验表明,成熟产业没有技术赶超的“机会之窗”,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这些产业的技术制高点。无论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它们都不能缩小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差距。19世纪下半叶,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落后者,美国和德国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来追赶英国世界领先的棉纺织、炼铁和煤炭工业。相反,它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事实上,所有历史上从落后走向发达的国家都是通过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早期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日本、韩国和芬兰是重要的例子,它们在20世纪下半叶实现了工业化。相反,那些一贯根据其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金融和贸易依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尤其是阿根廷就是例证。

中国技术赶超的道路急需改变。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孕育一套相互关联、普遍适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践中促进所有经济活动潜在生产力的飞跃。因此,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整个生产系统现代化和创新,包括传统产业的彻底改造和全面更新,从而每50至60年左右将整体经济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在每次技术革命酝酿阶段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义,而技术革命一直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更重要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会之窗”不仅是新兴国家追赶甚至跨越技术发展的关键点,而且在保持或获得传统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在新兴产业被美国和德国超越后,逐渐失去了在传统产业中作为“世界工厂”的主导地位。原因是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中的领先技术为传统产业的转型提供了绝对优势,使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更快、更全面。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和德国,更高效的电动机和内燃机很快被广泛采用,而蒸汽机在英国仍然占主导地位。英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目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努力和做法能否承担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责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确实在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同于技术赶超的“机会之窗”已不再合适。这是因为,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下,由于模块化生产模式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将新兴产业的新产品加工、装配甚至过程创新等低端价值链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产业,而无需等待产品成熟。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新兴产业早期的廉价劳动力加入这一新产品的全球生产体系,这被称为“新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仍然走着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等成本因素参与国际分工的老路,这是中国陷入国际分工的根本原因

例如,中国光伏产业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端价值链的典型代表。首先,中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光伏组件的加工制造上,没有掌握光伏组件制造设备、高纯硅提纯技术和新型光伏材料的研究等核心技术。整个行业的附加值仅占全球光伏价值链的8%-10%。它在加工和制造方面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挑水劈木”的地位。其次,中国光伏产业的技术创新基本上属于过程创新。这种提高生产率的创新的结果是导致中国光伏产品生产商的价格受损,而进口国从中受益的价格下降。加上激烈的竞争和大量的产能过剩,共同导致了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最后,中国光伏产业90%以上的产品通过进口国外关键机械设备和高附加值投入出口到国外市场。利用廉价劳动力创造的低端加工制造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环境和金融领域提供的低成本支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为他人制造婚纱的“飞地经济”。

那么,中国能否通过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逐步从低端升级到高端,从而实现技术赶超?历史经验表明,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理论研究表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国际分工”的模块化生产模式阻碍了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逆向工程”赶上发达国家。因此,就像“传统产业没有赶超机会”一样,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没有技术赶超的“机会之窗”,从价值链的低端融入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也没有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韩国和芬兰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进入信息技术产业,当时信息技术范式正在迅速变化。原因是他们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价值链的高端进入全球价值链。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为两国价值链高端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的市场保障。

现在,回头看,我们可以回答以下问题:历史上同样不发达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在它们相继崛起的过程中,抓住了当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家繁荣的关键?与当前的“新国际分工”相比,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整个产业的产业价值链基本在一个国家之内,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抓住了高回报、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资、高就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这些国家在大约半个世纪内实现了国家的崛起。然而,在今天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国家间价值链的分解,高质量的经济活动通常仍然集中并保留在发达国家占据的高端环节,而跨国公司转移价值链中的低端环节,这些环节是常规的、附加值低、创新机会窗口少、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壁垒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中的这些低端环节也不再具有技术赶超和国家繁荣的产业特征。

技术追赶的战略路径及其政策建议

显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只有价值链的高端才有技术追赶的机会之窗。目前,中国的“低端高端产业”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仅有可能挫败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实现转型的目标

首先,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应得到适当保护,以确保国内企业创新核心技术和利润的巨大市场空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那么美国是如何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的呢?经济史研究表明,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之窗”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经济史学家指出的,由于美国工业在最初阶段没有国际竞争力,美国制造商不能指望外国为他们提供市场。因此,它们必须采取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确保其产业垄断国内市场并与外国产品竞争。显然,中国高端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很难指望国际市场为其发展提供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国内市场为他们创造一个市场。因此,为了保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受国外领先企业的破坏,保证其发展的巨大市场空间,我们可以适当保护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及其国内市场。

其次,我们将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推动核心技术创新。市场规模是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只有实现规模经济,一项技术才能实现快速全面的技术突破。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中国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例如,德国和日本曾经在世界高速铁路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德国、欧盟和日本范围很小,引进中国后技术进步很快。在这方面,美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时,由于欧洲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技术创新很难在原有的技术轨道上开发新产品和大幅提高生产率。新技术引入美国后,美国工程师迅速开发出生产率比欧洲更高的新产品和工艺,申请新专利,开辟了新的技术轨道,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进而占领甚至垄断了欧洲技术先驱的市场。

第三,加强中央政府对工业的整体规划能力,抑制地方政府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在工业发展中的“过度竞争”,禁止地方政府争夺各种优惠条件建设新的工业园区。为了实现既定的国内生产总值目标,地方政府一直在抢抓新的工业机遇,没有耐心去思考和努力突破核心技术。相反,它一个接一个地建立了低层次的重复工业园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高端产业中的低端”,而低端产能过剩又反过来在不同产业中上演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发展模式的传播可能会彻底扰乱中国追赶技术和升级产业的努力。据报道,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升温,席卷全国的“机器人战争”正在各地上演。显然,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还没有从无处不在的光伏产业园区中吸取惨痛的教训,也没有跳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传统发展模式。因此,机器人行业有可能重蹈产能过剩、产品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覆辙。

最后,加快政策体系的完善,鼓励创新,构建以国家产业价值链高端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各种经济政策实际上都包含鼓励或抑制技术创新的内容。例如,有利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贸易的规模和范围,还包括由贸易性质决定的技术含量(即增加的回报)。因此,贸易政策是技术政策的自然组成部分,反之亦然。工业、金融、金融等经济政策